杨延丽是一位“新北京人”。她2006年来北京读大学，研究生毕业后，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，但是公司没有“留京指标”。按照北京的限购政策，她要工作并完整纳税5年后才能有购买商品住宅的资格，获得保障性住房就更是奢望。

童小军对《财经》记者说，对儿童取证，应结合孩子不同年龄段、不同情形判断用不同方式。有些性侵案中的孩子不到两岁，不可能用语言交流。“研究发现，9岁-12岁的孩子是性侵儿童案相对集中的年龄段。”但这个年龄段或再大点的孩子，可能遭遇这类事情后不愿说话，想让他说出来也很难。

《送王船的申遗故事:文化还是迷信? 这次定性了》童小军对此有细致研究。她说，对性侵儿童的制度建设包含在儿童保护大框架内，“不是说针对性侵有什么制度建设，针对虐童有什么制度建设，而是一个整体建设”。对儿童保护，要强调国家责任，“家庭和社会有责任没错，但国家兜底”。